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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 曹雯芹：中國植物學拓荒者胡先骕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江西南昌新建人，著名植物學家，教育家。1916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農學學士學位，1925年獲得哈佛大學植物學博士學位。他是中國20世紀的頂流學術大師，1948年，他和江西籍的大學者陳寅恪、吳有訓一道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這是當時中國學者的最高學術榮譽，全國僅81名學者當選。他和鄭萬均教授共同發(fā)現(xiàn)了被稱為植物界“活化石”的珍稀植物—水杉，在世界科學界引起轟動，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植物學發(fā)現(xiàn)。他和動物學家秉志共同創(chuàng)辦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他主導創(chuàng)辦了廬山森林植物園、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并發(fā)起籌建中國植物學會。他還在中國開展大規(guī)模的植物野外采集和調查，著書立說20余部，發(fā)表論文160余篇，成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他還是國立中正大學（江西師范大學的前身）的首任校長，與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等齊名，是民國時期全國著名的八位知名校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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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曾祖胡家玉，做過左都御史，父親胡承弼，官至內閣中書。母親陳彩芝，也來自書香之家。胡先骕自幼聰慧異常，3歲時，就學習《三字經》《千字文》，5歲時，學完《論語》，識字萬余。12歲時，入新式學堂洪都中學堂學習，15歲時，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京師大學堂。18歲時，他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為官派西洋留學生，進入美國加州大學學習農業(yè)。
他出生于世紀之交，中華民族正遭遇“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既受到了優(yōu)秀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滋養(yǎng)，也目睹了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的全方位落后，山河破碎、積貧積弱、任人宰割。作為中國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學者，胡先骕的身上，始終流淌著愛國者的血液。胡先骕曾給胡適致信，闡述了他的志向和選擇植物學的原因：“別無旋乾轉坤之力，則以有從事實業(yè)，以求國家富強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唯農林山澤之學是講也。”胡先骕《書感》詩中，也抒發(fā)了他的志向：“乞得種樹術，將以療國貧。”報國的路有很多條，胡先骕，毅然選擇了以科學報國。
1916年，胡先骕以優(yōu)秀成績獲得加州大學農學士學位，他當即返回祖國。1925年獲得哈佛大學植物學博士學位后，他又立即回到祖國。他感到肩上，有太多的使命要去完成。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fā)，北平淪陷。日本人得知胡先骕和日本裕仁天皇同為美國哈佛大學同班同學，便邀請他出任偽職，被胡先骕一口拒絕。1938年，在抗戰(zhàn)最艱難的時候，他的演講提振了許多愛國志士的信心：“日本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國家，隋唐以來，一千多年來都是向中華稱臣。我與天皇同是哈佛大學的學生，都學生物，又在一個班；但我學習成績就是比他好，你說氣人不氣人？由此可知，中國一定能戰(zhàn)勝日本。”1939年，東京帝國大學的理學院院長中井猛之親自來邀請胡先骕為日本服務，再次被胡拒絕。
探路者 拓荒牛
毛澤東同志曾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一次會議上，稱贊胡先骕“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20世紀初，中國雖然坐擁植物資源的“聚寶盆”，卻在植物學研究上一片空白，落后世界300余年。胡先骕多次談到：“自17世紀以來，中國的植物不斷被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俄國的傳教士、探險家、專業(yè)采集隊、商販和園藝家大搖大擺地采走，上萬號的植物標本，成千種的花卉、果木種苗，都被他們帶回各自的標本館、博物館等研究機構和大學標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園內加以馴化。僅英國Ｅ．Ｈ．威爾遜（Wilson）一個人，本世紀初在我國湖北、四川、貴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號植物標本，約有5000種，并把1500種植物果木運回到美國和英國……這怎不叫我們痛心！”面對中國植物學研究領域的一窮二白，胡先骕以一種時不我待的使命感，通過深入研究和整理，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種子植物屬志》，為國內急需的植物鑒定標本，提供了必要的文獻，開始了中國分類植物學的奠基之路。
他先后數(shù)次策劃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植物標本采集，采集范圍覆蓋了近半個中國，采集標本十多萬余件，這是中國植物采集史的里程碑。
1921年，他與動物學家秉志共同創(chuàng)辦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個生物系——東南大學生物系。
1922年，他與秉志等創(chuàng)建了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
1923年，他與鄒秉文、錢崇澍合作編寫了我國首部編著的大學教材《高等植物學》，成為國內各大學生物系大學生的主要教材，產生了很大影響。
1928年，他與秉志在北平創(chuàng)建靜生生物調查所。
1930年，他資助秦仁昌從歐洲各大標本館拍攝了18337幅中國植物標本照片，使“中國植物學家不必再依靠西方人就可以鑒定自己的植物了！”
1933年，他在重慶發(fā)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次年發(fā)行會刊《中國植物學雜志》。
1934年，他在江西創(chuàng)建廬山森林植物園，這是我國第一個用于科學研究為目的的大型的、正規(guī)的植物園。
1938年，他在昆明創(chuàng)建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
正是通過這些教學和科研機構、學術刊物和學術組織，中國植物分類學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突飛猛進，成為中國現(xiàn)代科學中的明星學科。1948年，胡先骕和鄭萬鈞共同發(fā)表論文，向世界宣布中國發(fā)現(xiàn)了植物“活化石”水杉。胡先骕本人，也當之無愧成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界領袖，光榮出席在英國劍橋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當選國際植物命名法規(guī)委員會委員。
對此，胡先骕十分欣慰，他說：“生物學是最有趣的一門科學，中國地大物博，動植物種類十分豐富，盡夠我們研究的！中國植物，歐美人士已經研究有300多年，而我國國人研究本國的植物，只有20余年歷史，但中國植物學進步是相當迅速的！”
名校長 真勇士
胡先骕一生都不畏權威，不論是學術權威，還是紅極一時的政治人物，他都敢于亮明自己的觀點和態(tài)度。他的古詩文造詣頗深，是清末“同光體”的重要傳人，尤善詩詞，一生留下來的詩作有400多首，1961年，胡先骕寫成一首500余字的科學詩——《水杉歌》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得到陳毅副總理的親筆題詞。作為學衡派主將之一，他曾與新文學運動領袖胡適展開了一場影響一時的“二胡論戰(zhàn)”。
胡先骕（左）與胡適
胡先骕學貫中西，文理皆通，常年在各大高校任職，教齡長達40年。對于教育，他有過十分系統(tǒng)且深入地思考，認為教育有兩方面意義：“一為養(yǎng)成其治事治學之能力，一為養(yǎng)成其修身之志趣與習慣。”1940年，他擔任了江西國立中正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提出“科學救國、學以致用；獨立創(chuàng)造、不仰外人”的思想，并將先進教育理念付諸實踐。在教育路徑上，他主張智育與德育并重，但須以德育為根本。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張因材施教。同時，他主張文理并重，但人文知識是基礎，提倡篤實認真的學風。4年的任期結束，中正大學躋身全國知名學府之列，與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并稱為“三中”，他也成為了全國著名校長之一。
為了擴大贛州的影響，蔣經國曾建議中正大學搬遷到贛州去，被胡先骕婉言拒絕。1944年，胡先骕被迫離職。
1946年7月，胡先骕赴廬山參加江西暑期學術講習會。蔣介石親筆手諭要接見他，共商高等教育之事。胡先骕不愿與之相見，為了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他第二天提前下山，返回南昌。自此以后，胡先骕“倔強”的名聲便傳播開來。
新中國成立后，胡先骕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68年因心臟病突發(fā)去世。
1984年，胡先骕先生的骨灰被送回家鄉(xiāng)，埋在廬山植物園一片青翠的松柏水杉之中。
每年清明，會有不少人為他祭掃，向他致敬。祖國沒有把他忘記，人民沒有把他忘記，家鄉(xiāng)父老更是把他視為江西人的驕傲。
胡先骕說：“人生于世，須立定高尚目的，努力修養(yǎng)，以求進取，始可獲得豐富快樂的人生。”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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