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一己之力、耗時17年，編撰了《新五代史》。成書的背后有著怎樣隱情？

“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正史的總稱，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歷史記錄，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偉大創造。

皇皇“二十四史”中，歐陽修獨占兩部，除了與宋祁合撰官修的《新唐書》，還有一部是他獨撰私修的《新五代史》。

歐陽修為何不惜耗時17年、堅持以一己之力，也要編撰《新五代史》？我們一起走進那個年代一探究竟。

《新五代史》。羅喜娟/攝

褒貶分明勸后世

宋太祖開寶七年（974），朝廷命參知政事薛居正領銜撰成《五代史》150卷。但由于成書太快，來不及對史料加以精細考辨，《五代史》存在諸多缺點。

1031年至1033年，在西京洛陽推官任上，歐陽修與尹洙議論到《五代史》有“繁猥失實”的地方，無助于勸善懲惡，“嗚呼，五代之亂極矣！……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

為了抨擊這些沒有“廉恥”的現象，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體現“史者，國家之典法也”，兩人計劃仿司馬遷《史記》通史體例，繼承《春秋》褒貶之法，合寫《五代史記》。

1035年，歐陽修開始著手撰寫《十國志》，但未及完成即遭變故，一夜之間，兩人各奔東西，寫作也因此中斷。

1037年春，歐陽修被貶夷陵（今湖北宜昌），政事寬簡，心有余閑。于是重提合撰《五代史記》一事，與尹洙商議，由他撰寫后梁、后漢與后周部分，后唐、后晉部分則由尹洙來寫。

但出于各種原因，尹洙并未應約，歐陽修只得獨自撰寫。

同年12月，歐陽修受命往光化軍乾德縣（今湖北光化）任縣令。乾德地近中原，與夷陵相比，物質條件大大改善，然而“官屬無雅士”“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

公務繁忙之余，他只能埋頭鉆研學術，自得其樂。翻出《五代史記》舊稿，在《十國志》的基礎上，進一步搜集、梳理材料，寫出了《五代史記》紀傳部分初稿。

在寫給翰林學士李淑的信中，歐陽修不無歡喜地說：“問及五代紀傳……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取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輯，粗若有成。”（《答李淑內翰書》）

此次修史與后來修《新唐書》完全不同。《宋史·歐陽修傳》記載：“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自撰”，是說這部史書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朝廷既不撥付經費，也沒有編撰團隊，一切都得靠自己。

那歐陽修為何要干如此費時費力費錢的事呢？他在給尹洙的信中給出了答案：“吾等棄于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

治史經世的忠心、無私奉獻的公心從中可見一斑！

永豐縣沙溪鎮的西陽宮。曾健/攝

博采互證書忠義

1042年，歐陽修任滑州（今河南滑縣）通判期間，仍在撰寫《五代史記》。

在研讀史料的過程中，他痛切地發現五代時期的士人屈己茍活、喪失節義，導致道德淪喪、風俗敗壞，嚴重威脅朝廷的政治安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朝廷也為此深懷憂懼，《宋史·仁宗紀》記載，1031年“冬十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勵名節”，提倡忠義廉恥，鼓勵文士風節自持。

歐陽修撰寫《畫舫齋記》，表達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希望“振作士氣，改變士風”，而對于五代時期的忠義之士，他總是大書特書、推崇備至。

五代后梁的武將王彥章驍勇善戰，但在與晉王李克用的交戰中受傷被俘、以身殉國。

歐陽修每次讀到有關他的資料，“未嘗不感憤嘆息”，認為他“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然“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王彥章曾任后梁宣義軍節度判官，治所在滑州，其后人因而定居滑州。

兩年前，歐陽修以節度判官身份來到此地，于民間訪求到王彥章之孫王睿所錄家傳。這次重來滑州任通判，路過當地人祭祀王彥章的鐵槍寺時，偶然發現王彥章的畫像，便請來工匠對老舊畫像進行修復，“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并作《王彥章畫像記》以記其事。

在《新五代史·死節傳》中，歐陽修將《王彥章傳》列為榜首，激勵將士效忠朝廷、為國獻身，整飭人倫道德，樹立重人格、厚人品的新一代士林風氣。

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歐史博采群言，旁參互證，則真偽見而是非得其真。”歐陽修撰寫《王彥章傳》時，不僅選取了許多來自家傳的材料，還采用了先后兩次實地訪查得到的可靠資料。

例如，宰相敬翔以自盡方式要求起用王彥章；王彥章生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誓言；德勝之戰，三日之內奪取南城；被讒后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父子三人同時死節……可謂是將文獻史料、實物證據、調查材料三者結合的范例。

這種廣搜博采、旁參互證的修史方法，不但客觀還原了歷史人物的真實面目，而且大大充實了《新五代史》的內容，對我們今天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永豐縣永叔公園內的歐陽修雕像。劉浩軍/攝

精加考定著良史

1049年，歐陽修移知潁州。他在《與王文恪公》的書信中寫道：“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茍有著述，無惜寄示。”

由此可知，《五代史記》的資料收集和撰寫仍在進行當中。此前十三年，受政務、災禍、疾病之擾，他很難長時間潛心創作。

來到潁州后，閑暇較多，又有很多博學之友如王回、劉敞、劉攽等人可以交流討論，歐陽修終于有時間專心創作《五代史記》了。

歐陽修一向認為歷史的記錄應該像《春秋》一樣，對垂鑒后世的善惡功過要“直書而不隱”。但五代那個動蕩的年代，“興亡兩倉卒，事跡多遺欠”，許多文物資料都已遺失，歷史事跡的考證困難重重。

因此，他對劉敞說：“聞見患孤寡，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答原父》）希望劉敞多提寶貴的修改意見。

劉敞認為，歐陽修所撰《五代史記》做到了“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觀永叔五代史》），敘事客觀，議論公正，語言簡練準確，是一部可以千古流芳的著作。

1052年，歐母鄭太夫人病逝。歐陽修在潁州為母親守制兩年，極少與外界往來，潛心學術研究，將歷年所撰的初稿進行梳理、補綴，分成74卷，包括本紀12卷、列傳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譜11卷、四夷附錄3卷。

歷時17年，終得完稿。

為了將史書編好，作為當時文壇領袖的歐陽修不恥下問，將書稿分別寄給梅堯臣、曾鞏、徐無黨等，希望他們提出修改意見。

參考眾人意見，他孜孜不倦地反復修改，“《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與澠池徐宰無黨》其二）。

1060年，《新唐書》上奏。范鎮等人知道歐陽修《五代史記》早已完稿，于是向朝廷建議，取其稿，付唐書局繕寫上進。歐陽修聞訊后，趕緊上書，婉言謝絕。

直到晚年，他都未將書稿公諸于世，在《免進五代史狀》他曾袒露心聲：“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輯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于文治之朝，不為多士多誚。”

1072年，在歐陽修去世一個月后，朝廷下詔命他的家人奏上《五代史記》。

1077年，刊刻行世，入藏國家圖書館。后世為區別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稱之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一部紀傳體史書，記載了自后梁開平元年（907）至后周顯德七年（960）共五十三年的歷史。

因新史注重以史學正人心，記事嚴謹、內容豐富、條理清楚、風格獨特，在金章宗時期逐漸代替了《舊五代史》，成為北宋設館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

同時，《新五代史》以《春秋》為依據，堅持辨明正統、“書人不書天”“簡而有法”的修纂原則，從道德、功業兩方面去考察王朝歷史地位，言人事而棄神學，重理性而摒迷信，指出正統有續有絕，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王道”無所歸的歷史時期，開創了將正統融入史學的先河。

一代文宗歐陽修。曾健/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