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端臨（1254-1340），字貴與，號竹洲，宋末元初的大史學家，江西樂平永善鄉(xiāng)（今江西樂平市眾埠鎮(zhèn)樓前村）人。他治學嚴謹，淡泊名利，宋亡后隱居家鄉(xiāng)，傾其一生著述《文獻通考》，鴻篇巨制，記載了從上古到宋寧宗時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史，記錄了中國古代社會的變遷和文化演進。《文獻通考》在中國史學發(fā)展、歷史文化傳承方面貢獻卓越，為后人了解研究中華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窗口。

一、傳承家風 治學嚴謹

馬端臨出生于忠良之家，其父馬廷鸞是南宋末期右丞相，其祖輩馬遵在宋仁宗時期曾任監(jiān)察御史官至吏部員外郎。馬廷鸞自幼“甘貧力學”，淳祐七年(1247年)登進士第，咸淳五年，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主持編修南宋重要史稿《經(jīng)武要略》，著有《碧梧玩芳集》。馬廷鸞為官正直，得罪當朝佞臣賈似道，國勢危亡，無力回天，便罷相隱鄉(xiāng)，潛心著述，創(chuàng)辦書院，培養(yǎng)人才。文天祥曾在《賀馬右丞相廷鸞啟》中寫道：“知廊廟之有人，為國家而爭氣”。

馬端臨自幼天資聰慧，從小飽讀經(jīng)史，七歲就能讀誦四書五經(jīng)，少年時益發(fā)勤奮好學，十二歲時在童子試中取得優(yōu)異成績。他模仿南北朝著名文學家袁峻讀抄經(jīng)史，每天堅持練習50張，天天如數(shù)完成，沒完成不休息。十余年間他遍讀了宋以前的歷代正史，捭官記錄、私家文征和唐宋兩代名臣奏疏、名儒評論。馬端臨隨父回到家鄉(xiāng)樂平后，深居簡出，在父親的指導下，專心從事歷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

馬端臨富有民族氣節(jié)，宋亡入元后，馬端臨雖具經(jīng)國濟世之才，但絕意仕進。馬端臨在十九歲就以父蔭授予了承事郎的職銜，本具備了出仕為官的條件，馬廷鸞的舊交，故宋丞相留夢炎出任元廷吏部尚書，曾邀舉馬端臨赴京任職，被馬端臨以“侍親疾”為由婉拒，后又多次拒絕入朝為官。

二、重教興學 澤被桑梓

馬氏家族書香門第，重視教育。馬端臨傳承家風，言傳身教，一面專心執(zhí)教，一面潛心治史。他在家鄉(xiāng)興辦了扶風馬氏家塾，免費招收本族子弟入學就讀。元十一年（公元1282年），樂平創(chuàng)辦慈湖書院，縣尹翟衡親至馬家，邀請馬端臨到慈湖書院執(zhí)教，當時父親還在，只是年事已高，健康不佳，馬端臨謝絕任職。元二十年（公元1290年），縣尹再次登門邀請，馬端臨答應了，在慈湖書院任山長期間，執(zhí)教嚴謹，頗有建樹，元代中后期的地方名流程時登、王松塢、趙述翁等都是這一時期慈湖書院的學生。

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馬廷鸞的好友，衢州名士徐經(jīng)畈來樂平游玩，在他的邀請下，馬端臨出任衢州柯山書院的山長，執(zhí)教成效卓著，門下頗多成名者。三年后辭職返鄉(xiāng)，仍執(zhí)掌家塾，繼續(xù)教育族中子弟。程時登、趙述翁等鄉(xiāng)賢大家等都經(jīng)常應邀到家塾來講授程朱理學，族中子弟馬仲益、馬志仁、外甥費山、外孫許瑗、許瑤、楊貞、鄰里子弟李熙、徐復等都是馬氏家塾的高材生，后來大多聞達于社會。

三、皇皇巨著 心懷天下

馬端臨歷時30余年，著述《文獻通考》，記載上起夏商周三代，下終南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年）的典章制度，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歷史百科全書。

《文獻通考》與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鄭樵的《通志》合稱為“三通”，其中《文獻通考》是“三通”中內(nèi)容最為豐富，記述時限最長，考證最精深的一部，被歷代史學家譽為“三通”之首，是研究古代歷史典章制度案頭必備之籍。《文獻通考》分田賦、錢幣、戶口、王禮等24個門類，共348卷，370萬字，詳細記載了自上古以來二十五個朝代各種典章制度的興廢沿革和利弊得失，每個門類和每卷之后都有文字精約的按語，闡述各個時期、各種典章制度興立和廢止，以及對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政治興衰的影響。

《文獻通考》既重視“理亂興衰”史對于后世的借鑒作用，也重視“典章制度”的廢置對社會興衰不可忽視的影響。《文獻通考》將“田賦、錢幣、戶口、職役”等門類從“食貨”中抽出，升格后與“禮、樂、兵、刑”并列一級篇目，使之更系統(tǒng)、更縝密，充分體現(xiàn)了馬端臨“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態(tài)度和精神。與《通典》《通志》相比，《文獻通考》詳盡地增補了反映唐宋時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商品和貨幣流通、稅收、勞役、進御貢品等社會經(jīng)濟方面的內(nèi)容，體現(xiàn)了馬端臨重視社會經(jīng)濟，關心百姓，以民為本的儒家思想。

四、會通思想 求真務實

馬端臨著述《文獻通考》，一是將歷代典章制度串通，以明其演變過程，又彌補歷代史書“略于典章經(jīng)制”之失；二是為找出歷代治亂興衰的原因，總結歷史經(jīng)驗教訓，以明“變通張馳之故”。馬端臨的會通思想，貫穿于整個《文獻通考》之中，他認為“典章經(jīng)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通考自序》），這與孔子說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一脈相承，可見他的典章制度會通思想淵源于孔子，所不同的是，孔子在當時那個年代痛感文獻不足：“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馬端臨學識淵博，考證精深，著書嚴謹，同時也掌握了豐富的史料，成就了《文獻通考》這部巨著。馬氏在《自序》中說：“凡敘事，則本之經(jīng)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這種求真、求實的治學精神和治史方法為后世歷史考證學開了先河，可以說馬端臨是歷史考證學的奠基人。《文獻通考》于15世紀傳入朝鮮，朝鮮《東國文獻備考》基本上是按照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體制編成的，后有改補為《增訂文獻備考》《增訂文獻考》。

馬端臨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史學家，很遺憾《宋史》和《元史》都未能為他立傳，對于他的生平很難找到更多的史料，僅在《宋元學案》卷八十九《介軒學案》內(nèi)有“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一篇極簡短的小傳，《四庫全書總目》內(nèi)也只有寥寥數(shù)十字，而近人柯紹怒《新元史 ·儒林傳》將他和胡三省合傳，材料與《宋元學案》《四庫全書總目》雷同，清順治《樂平縣志》中有片段記載。馬端臨著述的《文獻通考》是中華文明智慧結晶與精華體現(xiàn)，得到史學研究學者的一致高度評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時代價值，馬端臨也被譽為“司馬遷第二”。

今年是馬端臨誕辰770周年的日子，高山仰止，以此文紀念一代史學家馬端臨，致敬先賢。